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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若干爭議問題解析(下)

時間:2020-05-14 08:48:00作者:新聞來源:正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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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若干爭議問題解析(下)

   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 陳國慶

  七、被告人反悔上訴,檢察機關抗訴是否限制了被告人的上訴權?

  記者: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認罪認罰后反悔上訴,司法機關應當如何處理,特別是檢察機關能否抗訴,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中不得不面對的“特殊的制度困擾”。有觀點認為檢察機關因被告人反悔上訴而提出抗訴,不符合“上訴不加刑”原則,如果檢察機關通過“死磕式”抗訴打壓被告人上訴,封鎖了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的審級監督渠道,勢必影響其法律監督機關的嚴肅性。您怎么看?

  陳國慶:這就涉及到如何認識和看待上訴權和檢察機關抗訴權問題。

  (一)如何看待被告人反悔上訴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反悔的權利。認罪認罰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權反悔和撤回認罪認罰的承諾。一般而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與檢察機關溝通協商達成一致意見基礎上,自愿認罪認罰并簽署具結書,實質上是在個人與檢察機關之間達成的合意。根據契約精神,控辯雙方均應當受合意內容的約束,有義務配合推動具結內容的履行。但這種約束對控辯雙方來講,其效力并不一樣。我們認為,對代表公權一方的檢察機關的約束遠大于對被告人個體的約束。具體表現為,檢察機關原則上不得撤銷合意的內容,除非被告人首先不履行其具結承諾的內容,或者據以簽署具結的犯罪事實、情節等發生重大變化;而被告人在法院判決前,可以反悔,撤銷具結書。法院判決后,被告人發現自己系基于錯誤認識而認罪認罰的,可以依法提出上訴,或者向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申訴。

  2.被告人的上訴權不可剝奪。上訴權是被告人的基本訴訟權利。在速裁程序試點和認罪認罰從寬試點時,曾對是否應當借鑒國外辯訴交易、處罰令等制度的做法,在一定范圍內對認罪認罰案件被告人的上訴權給予限制進行過討論,最終均采取了不予以限制的做法,這也為立法所確認。保障上訴權是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結果公正的救濟途徑,也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可持續發展和良好運行的保證。只有保障被告人對于認罪認罰反悔上訴的權利,才能使其擁有對審判程序和訴訟結果的自由選擇權,進而對最終的裁判結果不產生抵觸情緒,增強對認罪認罰結果的接受度。這一點已成為學界和實務界的共識。

  (二)如何看待檢察機關的抗訴

  1.針對反悔上訴提出抗訴的理由和目的。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并非對所有被告人反悔進而提出上訴的,檢察機關都會提出抗訴,F階段,檢察機關提出抗訴的主要情形是檢察機關提出精準量刑建議,法院采納后被告人無正當理由或者僅以量刑過重為由上訴。對這種情形,我們認為原則上應當提出抗訴。因為對被告人從寬處理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被告人認罪認罰,被害人也因此認同對其從寬包括從寬的幅度,適用這一制度,也給司法資源節約和司法效率提高帶來好處。而被告人無正當理由上訴這一行為違背了具結,使得被告人的具結是一種“虛假認罰”,甚至有可能因此給其再帶來“不當得利”,而且引起了本不必要的二審程序,浪費了司法資源,使得本已降低的司法成本無必要地變得高昂,也表明被告人不是發自內心的尊重司法機關的裁決,而是抱有一種投機、僥幸心理,不是真誠的悔罪悔過。從本質上講,被告人無正當理由的上訴,既與立法創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初衷相悖,更不是司法機關積極實施這一制度所期待的訴訟效應,檢察機關提出抗訴絕非僅僅為了加重少數上訴人的刑罰,而是通過抗訴的方式,使二審法院能有機會通過依法審判,適當加重被告人刑罰,促使被告人形成尊重認罪認罰具結和承諾的自覺,從而減少無謂的上訴和不必要的二審程序,助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良性運行。當然,對檢察機關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議,法院在幅度中線或者上線量刑后,被告人上訴的則不宜抗訴。

  2.檢察機關針對反悔上訴的抗訴并不違反“上訴不加刑”原則!吧显V不加刑”原則是指在僅有被告人上訴的情形下,二審法院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罰,但檢察機關抗訴的則不受“上訴不加刑”原則的約束。被告人有反悔上訴的權利,反悔說明要么不認罪要么不認罰,至少是不認罰了,那么從寬的前提和基礎即不存在了,此時檢察機關依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符合抗訴條件的提出抗訴,是檢察機關的權利,是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的重要體現,違反“上訴不加刑”原則無從談起。

  從實踐情況看,2019年,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案件,法院采納量刑建議率為85%,被告人上訴率為3.5%,其中絕大多數系僅以量刑過重而提出上訴,而抗訴率僅為0.3%。從這幾個數字即可看出:一方面,認罪認罰案件的上訴率遠低于刑事案件的總上訴率,說明認罪認罰上訴比例較低;另一方面,檢察機關抗訴的數量遠遠少于上訴的數量和法院不采納量刑建議的數量,表明無論是對被告人的上訴還是法院對量刑的最終決定權,檢察機關均予以高度尊重,抗訴權的行使是審慎的,僅以媒體宣傳報道的個別案件就得出所謂“死磕式”抗訴和架空“上訴不加刑”原則的結論,既不準確也不科學。

  3.對反悔上訴依法抗訴有助于二審裁判的公正。對被告人否認指控的犯罪事實、不積極履行具結書中賠禮道歉、退賠退贓、賠償損失等義務,或者無正當僅以量刑過重為由提出上訴,符合抗訴條件的,檢察機關依法提出抗訴為法院糾正不當的一審判決提供了救濟的機會。因為如果二審法院認為上訴不當,需要加重被告人的刑罰,沒有檢察機關的抗訴則無法實現,此種情形下,若檢察機關抗訴,法院在加重刑罰的時候就有了程序支持。因此,檢察機關的抗訴恰恰加強了二審對一審的審級監督,強化了二審的救濟功能。

  八、律師在簽署具結書時在場并簽字后,開庭時是否可以再作與具結書內容相悖的辯護?

  記者:有觀點認為,律師在具結書上簽字,是對嫌疑人本次簽字的自愿性進行見證,而不是指律師簽字是對具結書中罪名和量刑建議的認可和背書,部分案件辯護律師從專業上判斷嫌疑人無罪,完全可以作證據嚴重不足、疑罪從無的辯護。您怎么看?

  陳國慶:這涉及到律師辯護權的獨立性問題。首先,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簽署具結書時,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應當在場。此時,辯護律師不僅僅是作為見證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實際上是由辯護律師切實了解案情后,代表犯罪嫌疑人就其認罪認罰以及量刑問題與檢察機關溝通,并最終達成一致,由犯罪嫌疑人簽署具結。當然,在少數情況下,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認罰,同意檢察機關量刑建議,但辯護律師并不認可,此時辯護律師在場,更多的是見證犯罪嫌疑人系自愿簽署具結書的,當然也包括向犯罪嫌疑人充分釋明具結書內容,并監督簽署過程合法進行。其次,律師辯護權具有獨立性,但這種獨立性并非無限,律師不能違背被告人的意志,而依法應當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不能提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辯護意見。這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在被告人不認罪的情況下,律師依法不能堅持做罪輕辯護。二是如果被告人認罪,關于事實問題,若符合案件實際,律師不應反駁。如果律師認為法律適用和重大證據上存在問題,則可以依法提出法律上的辯護意見。再者,對于認罪認罰案件而言,若被告人系自愿認罪認罰并簽署具結書,即使律師提出無罪或者罪輕的辯護意見,法庭經過審理認為檢察機關指控罪名正確的,仍然應當依法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按照審查起訴階段即認罪認罰給予被告人從寬處罰。若被告人堅持認罪認罰,而辯護律師因意見不一而拒絕簽字,被告人又未解除辯護的,檢察機關應當將此具結書提交法庭,由法庭審理后依法認定處理;法庭經審理認為檢察機關指控正確的,對被告人可以按照審查起訴階段或者偵查階段認罪認罰給予從輕處罰。

  九、沒有值班律師,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如何適用?

  記者:在沒有值班律師的情況下,當事人應當享有的法定權利如何保障呢?或者說如何享有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的紅利呢?

  陳國慶:確實,值班律師資源短缺問題是當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中的一個較為突出的問題,特別是在一些欠發達地區。那么在值班律師數量無法滿足實踐需求的情況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能否適用,如何適用呢?我認為,在因客觀因素而無值班律師的情況下,檢察官更要把認罪認罰相關工作做到位,事實、證據都要跟犯罪嫌疑人講清楚,充分聽取其意見,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認罰,同意檢察機關量刑建議的,可以簽署具結書,沒有值班律師,可以邀請見證人在場,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同步錄音錄像。起訴后,檢察機關應當將沒有律師簽字的具結書提交法庭,讓法官充分了解這個情況。庭審中,可以照樣向法庭提出認罪認罰予以從寬處理的量刑建議,由法庭依法進行審查。經審查,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具結書內容真實、合法的,法院會依法按照審查起訴階段或者偵查階段即認罪認罰予以認定,并給予從寬處罰。簡言之,不能因為沒有值班律師,而讓當事人實質上無法享受法律提供的認罪認罰后可以從寬處理的機會。

  十、關于70%適用率問題

  記者:關于70%適用率,雖是一個老問題,希望您再釋明一下。這是否存在著所謂的指標問題?

  陳國慶:2019年8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刑事檢察工作會議上明確地提出了這一要求,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動認罪認罰適用率達到70%左右。首先,為什么要70%的適用率?在司法實踐中,當前80%的刑事案件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呈上升趨勢,80%以上的案件被告人均認罪。既然都能認罪,那么司法人員認真努力地去做工作,70%左右接受認罪認罰是符合實際的。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所有案件都可以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問案件類型,不問刑罰輕重,都可以適用認罪認罰。那么,對司法機關而言,無論是從法律規定層面,還是從實現公正與效率、促進矛盾化解層面,辦理刑事案件,都應該百分之百去做認罪認罰的工作。當然認罪認罰的法律后果,根據案件具體情況,有些可能從寬大些,有些可能適當從寬,幅度要小一點,也可能極個別罪行、危害后果極其嚴重的案件,不予以從寬,但也應該全力以赴去做認罪認罰的工作。這是司法機關的職責,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賦予我們的職責和使命。這就是70%適用率的一個基礎,應該百分之百地去做工作。

  其次,法院審理的所有刑事案件,一審以后上訴率為10%左右。也就是說,一審以后的認罪率在80%以上。另外,當前我國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比例達到80%以上,對這部分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進行程序分流,是制度設計初衷之一,也符合刑事司法簡案快辦、難案精辦的總體趨勢,更是我們的責任,司法機關應當盡到這個責任。

  再者,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表明,這一目標是可以達到的,不少地方已經達到較高的適用率。比如2019年12月單月全國平均適用率已達80%,重慶2019年全年適用率在70%以上;今年第一季度,雖然受疫情的影響,但各地克服重重困難,積極履職,多數省市保持了適用率的相對穩定,全國平均適用率為76.1%。這說明只要轉變觀念,積極主動適用,加強協調配合,70%的適用率是符合實際的,更符合法律的要求,也進一步說明這一適用率目標是基于我國刑事案件結構和司法實踐而提出的合理目標要求。

  (此文轉自2020年5月13日法制日報)

[責任編輯:馬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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